张宇墨的故事揭示了职业教育实践中存在的两个截然不同的现实版本。一方面，职校招生手册中的描述描绘了一个理想化的职业路径：学生通过优质企业的实习，表现优异的话，毕业后可以直接留在实习企业工作，月薪不低于8000元。现实的情况却是张宇墨被安排到青岛一家机械厂实习，工作内容是组装汽车轴承，实习工资大约2000元。当张宇墨想要退出实习时，被告知这等同于考试不合格，拿不到毕业证，这让他和他的父母对职校招生手册中的描绘产生了怀疑，放弃了对“大学”二字的信任。
据上海外服（集团）有限公司车墩片区负责人徐宇所说，江浙沪周边的职校学生，包括中职和高职，很多都需要强制经历所谓的“顶岗实习”，时长从三个月到半年不等。这意味着学生实际上被安排进工厂工作，而非在校园内学习。工厂对外社招的时薪大约是20-25元，而学生工的时薪则是10-15元，显示了学生被用作获利工具的现象。
张宇墨的经历还表明，即使在学校时被学长提醒要避坑，实习政策的变化仍然让他几乎没有选择权。他和室友被送到青岛的工厂，原本幻想的宿舍条件不错，晚上外出不受限制，但实际的工作时长和类型与他的专业并不匹配。每天工作13小时且无加班费，被安排在与自己专业不符的分拣岗位上，这让张宇墨感到身体和情感上的压力。
徐宇指出，职校实习生大多做的是制造业生产线上的工作，即使有些学校可能安排到互联网、电商企业实习，大多数也是客服或仓储岗位。他怀疑这样的实习是否真的能让学生学到东西，更多地是为企业提供了高性价比的劳动力。在当前企业销售难、利润被市场压缩的情况下，降低工资或使用实习生成为了企业节省成本的手段之一。
王子洋的故事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作为安徽信息工程学院（现更名为安徽工程大学）的大三学生，他被分配到讯飞南京分公司实习一年，薪资仅为1500元/月，工作内容是每天10小时的图片筛查。王子洋的经历反映了实习生在企业中的低工资和高强度工作，这让他们感到社会中的渺小和无力。
许多人认为人生的第一课是在进入社会后体会到的新秩序，但对于职校学生来说，这一课可能在学校就开始了。职校学生早早地面对现实的无情，这不仅是成长的代价，也是职业教育体系需要反思的问题。晁亮的例子则显示，即使是教育工作者，有时候也不得不面对教育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
张宇墨的故事和其他职校学生的经历揭示了职业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包括实习安排与学生专业不匹配、实习工资低、学生被作为获利工具等。这些问题亟待解决，以确保职业教育能够真正为学生的未来职业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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